大數據時代執法人如何根據銷售行為，在訂購、生產、銷售、使用等環節調查取證固定執法證據？
本刊智庫專家 孔迪
前言
在市場監管系統的現行法律體系中，很多違法行為的定性關鍵和處罰幅度都直接取決于是否發生銷售行為和銷售金額的多少，所以日常執法中對銷售記錄的調查取證也變成了辦案過程中的關鍵一環，一般的做法是相對人提供和執法人員查找相結合。包括筆者在內，相信絕大部分市監部門執法人員都曾遇到過相對人故意不配合、隱瞞或藏匿銷售記錄的情形，甚至不乏執法人員找到單據后發生撕扯、搶奪等肢體沖突的特殊經歷(更讓人無奈，面對的往往是孕婦、老人和兒童)。這種情況下，肯定是無法順利從相對人處直接提取銷售記錄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著案件關鍵證據無法取得、只能無功而返了呢?不用擔心，還有其他好辦法。現今是信息化社會、大數據時代，任何事情包括銷售行為，只要發生過，就必定在訂購、生產、銷售、使用等環節留痕。
一、 不拘泥于“銷售單據”
說起能最直觀反映銷售行為發生的資料，自然是銷售合同、送貨單和發票了，統稱“銷售單據”，這幾類資料往往也是相對人最不愿意提供甚至隱瞞、藏匿的。現場檢查中要求相對人提供銷售單據供查閱時，對方經常會找出各種理由來推搪，最常見的借口包括“財務出差了”、“老板親自保管但不在”、“剛搬遷資料找不到”等等，而行政執法機關又不具備司法機關的搜查權，即使對單據存放地點有明確懷疑，也不能強制開門、開鎖檢查(即使在全程錄像的情況下也不行)。既然無法獲得直觀證據，那么換一種思路考慮，不再拘泥于“銷售合同、單據和發票”，而是往銷售行為的上下游分別延伸，只要能形成證據鏈，證明存在銷售行為即可。以生產企業為例，現在大部分企業都是以銷定產，即在組裝生產產品之前就已經明確了其銷售去向，整個經營流程大致可以分為生產接單、領料組裝、成品檢驗、驗畢入庫、聯系出庫、產品發貨這幾個環節，在每個環節都會留下相應的紙質或者電子數據記錄，這類記錄上往往會有銷售客戶的名稱、地址、需求數量等信息。而面對檢查時，相對人對這部分記錄的重視程度肯定要比銷售單據的要低，執法人員更容易查找到和發現問題。
所以在銷售單據難以直接取證的情況下，還可以試一下在原料車間內查找《生產領料單》;在生產車間內查找《生產計劃/任務單》、《生產記錄表》、《現場抽檢記錄》等;在成品倉查找《成品入庫抽檢記錄》、《成品入庫單》、《貨物動態庫存》等;在銷售部門查找《出庫計劃》和發貨相關的快遞、物流底單等。上述環節中只要超過2個環節的記錄能夠對應，很大可能企業實際已銷售過，那么就要想辦法讓企業如實提供或合理解釋。比如筆者經辦的一宗案件，現場有相關配件、半成品但無成品，也沒發現銷售單據，企業辯稱是購進配件正在試產，但尚未正式投產也從未銷售。而后續執法人員在生產車間的辦公區發現了配件領料單和對應成品流轉單(車間轉入成品倉)，證明企業早已生產出成品但又不在倉庫，產品去向不言而喻，企業再也無法自圓其說，只要攻破了企業第一關的借口，再接再厲案件很快就能取得進展。
二、多留意企業各方面宣傳
有時，在企業內部管理特別規范(全部環節記錄均為電子數據，現場無紙質記錄)或者特別不規范(全稱均為口頭通知、簡單記錄)的情況下，用盡第一種方法進行檢查仍可能無功而返，這個時候不用灰心。企業只要從事銷售，就必定要從各種途徑進行宣傳，一般會采取印制企業產品手冊(彩頁)和網站宣傳這兩種模式，當然隨著社會信息化的發展，網絡宣傳基本上可以說是必備途徑了，絕大多數企業都會注冊設立一個官方網站進行宣傳。不論是產品彩頁還是官方網站，宣傳內容豐富或是簡潔，其中基本都會有“客戶案例”或“合作伙伴”一欄，主要是出于借助客戶實力抬高自身定位的目的，將自己產品銷售去向中較為知名或規模較大的客戶名稱羅列出來，這個時候執法人員壓根就不用費力去查找銷售單據，直接可以按圖索驥，從這些“優質客戶”名單入手開展核查就可以了，畢竟能列入名單的肯定是重要客戶，應該屬于長期合作伙伴，很有可能近期就曾有過銷售供貨記錄。筆者經歷的一個銷售監控錄像機的案件，就是從商家官網的“合作伙伴”即用戶處入手調查、外圍取證，倒逼企業主動承認的。
除了官方網站之外，現在很多企業還會在第三方電商平臺開設網店，通過網店宣傳并直接銷售相關產品，在主流的幾個電商平臺比如淘寶、天貓、京東、阿里巴巴、拼多多上面，直接輸入企業名稱，或相關產品的名稱型號進行搜索，查找：企業是否開設有網店，同款產品網絡上是否有售，是否有已銷售記錄。如果對網店銷售真實性存有懷疑，還可以直接注冊匿名購買一個產品并要求開具發票(建議收貨地址不要直接寫“XX市場監管局”，可以參考電商抽樣做法寫成周圍店鋪或代收點)，實物和發票都可以在后期調查取證時發揮很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在售價爭議方面。如果對產品購買支出還存在顧慮的話，再給個提示，現在絕大多數電商平臺都有“購買產品七天無理由退換”的政策 。
三、 充分利用協查手段
市監部門執法人員的個人精力是有限的，辦案過程中應當集中精力做好對相對人的檢查、調查取證工作。而對于辦案過程中涉及的轄區外的銷售去向和外地客戶，要用好、用準各類協查手段。比如通過上述第一種、第二種方法，如初步了解到與企業有過業務往來的外地客戶名稱或地址，就可以直接發函或者派人到客戶所在地的市場監管部門，請其協助到客戶處進行核查，確認是否存在真實銷售記錄，銷售產品的具體數量、批次、金額和銷售日期等情況，并提取之前相對人不肯提供的各類銷售單據的復印件。關于協查程序，機構改革之前原工商、原質檢的部門規章是沒有具體規定的，原食藥部門的行政處罰程序規定中只對協查時限有個原則性規定。而市場監管總局成立之后以2號令名義發布的《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程序暫行規定》第四十二條則規定，“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在辦理行政處罰案件時，確需其他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協助調查取證的，應當出具協助調查函。收到協助調查函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應當予以協助，在接到協助調查函之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完成相關工作。需要延期完成或者無法協助的，應當在期限屆滿前告知提出協查請求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進一步對協查效率和協查期間的及時溝通作出了新要求。而且新《暫行規定》第二十條第三款也專門規定“對于移送的案件，移送機關依職權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可以作為案件的證據使用”，明確了包括協查回復在內的證據資料可以作為定案證據來使用。
當然，協查并非是必須有明確違法前提才可以使用的一種手段，只要存在違法嫌疑的蛛絲馬跡，都可以通過協查做進一步確認，往往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有個案例，某收音機企業(海關備案出口企業)接受專項檢查時，現場產品均為外銷，僅有少量中文標識產品，企業解釋為剛接單試產尚未交貨，訂貨單也顯示未到交貨期。因為收音機上標注的外地制造商與訂貨單甲方不同，雖然企業又出示了制造商委托訂貨方下單采購的授權合同，但出于謹慎考慮，執法人員仍發函給外地市監部門，本身只是想協查確認轉授權采購一事的。經協查確認雖然轉授權有效，但該款收音機在檢查之前已經有過上萬臺的交貨記錄，現場訂貨單是最近一次下單所以還沒到交貨期，這也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四、查稅務發票
近年來，隨著國家稅務管理方面全面推行“營改增”政策，越來越多的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都嚴格按規范開具稅務發票了，這也導致企業銷售行為在稅務發票方面“無所遁形”。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案情影響重大或者輿論敏感性較強)，有明確依據置信企業確實存在違法銷售行為，但經上述三種方法都無法查證到具體銷售記錄，可以考慮聯系國家稅務部門(但部分地區稅務部門僅接受司法機關協查)，發函派人去查詢企業相關的銷售支出發票，或客戶的購買進項發票，這也算是“窮盡行政手段”調查取證了。但需要提醒的是，發函查詢稅務發票時一定要慎重，盡可能明確并細化需查詢的產品種類、名稱、型號規格和銷售時間段，否則查詢反饋回來的發票信息會是非常龐雜的，否則光是梳理分析海量發票信息與違法產品的對應關系，還有區分違法行為的追溯期限等問題，都會讓人吃不消的。當然，根據細化要求查詢回來的發票信息，也只能證明企業開具過上述銷售發票這個行為，為了形成完整證據鏈，建議還是從中選取2至3家銷售客戶，按照第三種的方法再次協查確認其銷售交易的真實性，再調查第一時間反駁企業“虛開發票”的借口，讓企業放棄狡辯如實配合。
